乐客VR：发布虚拟现实线下体验平台VRLe

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

如果说《独立宣言》是林肯权力的宪法依据，那么，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便是林肯权力最重要的宪法结果。然而，政治并非想到就能做到，尤其在民主政治当中，政治家的行动必须遵循民意，它是民主政治中政治复杂性最常态、最直观的体现。

林肯确实公开说过，让我们把所有这些关于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个人种和那个人种、那个人种是劣等因而必须处于劣等地位的诡辩统统丢掉吧。进一步，对政治家做出评判，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而且，要把他多变的言辞放到他长期的行动中去理解，而不能从文本到文本地抽离出政治环境来分析。塑造强宪法观的基础是重新设定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关系：对于林肯而言，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独立宣言》理想的工具。政治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州反对联邦当局的暴力行为都可以根据情况看作暴乱或叛国。

林肯与汉密尔顿之间的桥梁是亨利•克莱（Henry Clay），他正是因为追求联邦的强盛而组建了辉格党。但舍此，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暴君统治和无尽混乱的恶性循环当中。[4]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高涨之时废奴主义者曾经一度超越了自由捍卫者和联邦捍卫者成为林肯的首要形象。

[26]显然，林肯所说的民意正是美国精神，或者美国宪法的精神，即根基性的政治信念。不过，在危急存亡之秋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不现实，费城制宪会议上，国父们将只是做出了折衷的妥协，最终，1787年宪法规定：20年内不得废除奴隶贸易。他所谈及作为批评理由的分权，就是藏权于民，凡下级自治能解决之事就绝不赋权给上级。林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必须与平等兼容的世界观充分展现在他对坦尼判词的驳斥以及与道格拉斯的著名辩论当中。

进入专题： 林肯 。林肯将奴隶制视为对平等的重大挑战，平等如若不存，自由焉能独善。

尽管他施行绝对的权力，他却不是一个暴君，而是一位救世主。如果只是如此，战争结束，宪法和法律应该恢复到与战前一模一样的状态。实际上林肯自己已经对暴君指控作出了响亮的反驳：如果你们既不赞成使用武力，又不赞成解散联邦，那么，可想而知的就只有妥协了。林肯在危急时刻创设了一系列超越宪法的权力，否认州拥有退出联邦的权力只是其中最显眼的部分。

一旦宪法拥有实质性的道德内容，联邦（尤其是总统）扩张权力的基础就出现了，为了防止暴政，就必须将政治的道德内涵保留在人民和各州手中。在政治的道德内涵属于人民而非政府的意义上，自杰斐逊至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的传统为美国画出了一道鲜亮的政治红线。实际上，从后人的眼光来看，林肯面对的就是错误的民意，而且，他的很多观念离这些错误的民意并不远。林肯是护国者而非篡国者，这充分体现在他不仅非常审慎地行使各种非常规的权力，尽力使所有人理解和安心，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宪法的目的是修订它而非摧毁它：他不遗余力地将《独立宣言》的原则通过战时的《解放宣言》最终变成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最能够说明独裁权力如何将平等变成了宪法明文。

逃亡的奴隶必须归还其主人。[47]林肯为此所遭受的批评足以反映出他的行动所蕴含的革命性。

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上奠基而成的共和国，其权力只能来自人民的同意，无论历史实况如何，它在政治逻辑上遵循的就是洛克式的社会契约论。[2] George M. Fredrickson, Big Enough to Be Inconsistent: Abraham Lincoln Confronts Slavery and Ra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 [3] 博兰切利语，转引自[美]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3页，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32]《卡尔霍恩文集》（上），第92—93页、第25页，林国荣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林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是将奴隶制简单地视为南北利益之争，而是将其定位到自由是否必须与平等兼容的政治哲学高度来理解，并以此唤起人民的道德和政治热情。林肯在以《皮奥里亚演说》和《分裂之家演说》为代表的诸多演说当中非常明确地揭示了奴役的自我瓦解逻辑：你如果想成为奴隶主，你就会成为奴隶。他通过强调自由与平等的一致性反对奴隶制，使得《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所蕴含的普遍主义力量被释放出来。道格拉斯则将人人生而平等解释为在这个大陆上出生的英国人和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一律平等。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的州人民主权论因其自身难以克制无限多数、自我中心和价值迷失，导致它无法避免地走向自我分裂和自我瓦解的窘境。

对林肯的种种非难大多植根于批评者本身潜在的一元化和简单化思维：将政治简单地视为价值观的战争，似乎合法性问题一旦解决，一切都将顺理成章地迎刃而解，完全不必理会政治的复杂性和政治的技艺（Art of Politics）。所谓前言即林肯所强调的《独立宣言》，所谓后语正是宪法并非只是对各州有效而与公民无关，恰恰相反，国父们费城制宪的目的就是克服《邦联条款》只对各州有效而对公民无效的软弱状态，宪法就是为了直接作用于公民而生。

林肯不仅在理论上指出了其缺点和危害，而且在战争中充分利用了它们。[48] 参见Allen Guelzo, Abraham Lincoln: As A Man of Ideas, Carbondale: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07-109. [49] 林肯：致康克林（1963年8月26日），载《林肯选集》，第235页，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奴役暂时可以聚拢眼前利益一致的人，却会自然启动内在的不断自我瓦解的逻辑，将真正的自由和团结摧毁殆尽。他所要引导的正是被焦灼的废奴问题变得对人人生而平等产生怀疑和游移的人民，正是无法接受黑白共处而出现瓦解自由平等的危险的人民。

[22]林肯面对的是意见不同的人们，他们因为利益、信念、恐惧等各种原因反对废奴主义，但他们同时也热爱自由、热爱美国、热爱《独立宣言》，而林肯要做的是说服他们跟随他一起坚定地持守和进一步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北美因反对英国恣意征税而独立，恰恰就是因为没有代表不纳税，纳税这个关涉他们的事情没有得到他们同意。斯科特判决案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Roger B. Taney）否认《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原则的判词成了神话般的美国最高法院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他们甚至因此指责林肯是种族主义者。

林肯时代的许多南方分离主义者不仅将宪法完全视为程序性的规定、完全否认其道德内涵，甚至完全否认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内在连续性，甚至抨击《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个错误。[24] 电影《林肯》（2012）正是抓住了林肯力促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通过来展现他将毕生的自由事业都汇集到这个归结点上。

林肯若想保持联邦的统一和强盛，就必须使宪法摆脱纯粹程序性规定的空壳地位，为其填充必要的道德内涵和权力设定。杰斐逊及其民主党主导的宪法观是一种弱宪法观：宪法主要是程序性的规定，权利的保护和政治的道德内涵交由人民和各州保留。

[18]林肯曾经劝告苏厄德和蔡司在废奴问题上的激进主张，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热情弱于两位战友，而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新组建的共和党面对着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当时已经存在、但基础非常不稳固的反奴隶制政党迈向胜利更重要呢，还是宣布种族完全平等的政策——这会拖垮该党并使赞成奴隶制的政党控制全国政府——更重要呢？[19]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林肯的演说中存在大量将自己和废奴主义撇清干系的话，道格拉斯在辩论中就是要将林肯涂抹成废奴主义者，而林肯在洗脱欲加之罪的同时树立起自己温和与中庸的形象，赢得了全国性的声望，为他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奠定了基础。成文法不会赋予任何公民造反的权利，北美只可能将革命的合法性奠基于超越成文法之上的自然权利。

自由不仅是新生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新生的母体和产物。其次，关涉大家的事情须得大家同意，这是民主的传统原则。不过，光有上述政治策略的辩护是远远不够的，林肯力量的根源绝不是狡黠而是一致性原则。所以，州人民主权论恰恰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充分地反证了林肯坚持通过捍卫自由的联邦而求合众为一的正确性。

正是这样一些特殊权力的创设将林肯对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深刻改变完全坐实。林肯在捍卫《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问题上忠实地继承了杰斐逊传统，但在捍卫联邦统一性和强盛的问题上则忠实地继承了汉密尔顿传统。

在当时，废奴主义意味着激进主义，意味着扰乱整个社会政治秩序。因此，朝向自由的一尽管是极其艰难的，但反身朝向奴役则意味着万劫不复。

[美]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五章，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8] [美]古德温：《林肯与劲敌幕僚》，第七章，尤以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